“煤炭企業‘走出去’前，一定要研究這個國家的資源環境、政治環境、法律環境、經濟及技術環境、產業配套能力及基礎設施水平和環境要求。”在近日召開的“一帶一路”電力和高耗能行業綠色產能合作研討會上，煤炭科學研究總院煤炭戰略規劃研究院副院長吳立新說。她表示，如果企業盲目“走出去”，對目標國缺乏了解，會給自身帶來很多風險，做到知己知彼才能未雨綢繆。

知己知彼是“走出去”的基礎

在吳立新看來，“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中就煤炭資源量和賦存條件而言，印度、巴基斯坦、越南、蒙古國、哈薩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俄羅斯、烏克蘭和澳大利亞這幾個國家值得關注。

“從政治環境來說，澳大利亞比較穩定，俄羅斯、哈薩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相對比較穩定。其他國家比如烏克蘭，政局穩定性比較差。”吳立新表示。

除了政治環境，吳立新認為法律環境也不容小覷。

“我們分析這幾個國家發現，印尼的法律界定比較模糊，煤炭企業‘走出去’的時候容易發生一些矛盾和沖突。哈薩克斯坦的法律法規調整比較頻繁。”吳立新介紹，“印度的法律體系比較復雜，保護外資的法律體系目前也不健全，所以它的法律環境對我國‘走出去’的企業而言也是不利的。”

吳立新還從經濟及技術環境的角度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進行了分析。

她認為，澳大利亞和俄羅斯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煤炭產業發展基礎較好。烏茲別克斯坦和巴基斯坦總體上經濟發展水平較低，資金投入有限，煤炭工業發展水平不高，目前采礦、煤炭開采技術和手段相對比較落后。

“從環境保護上來看，各國的要求也不一樣。有的國家環保要求比較高，有的國家現在要求不高，但隨著生態破壞日益嚴重要求也在逐步提高。所以這就要求我們‘走出去’的企業一定要提高自我要求。”吳立新表示。

在教訓中總結經驗

“目前，煤炭企業總體‘走出去’的案例與其他行業相比還是比較少的。”吳立新介紹。

截至目前，“走出去”的煤炭企業有神華集團、兗礦集團、徐礦集團等，主要是煤炭資源開發、煤電項目和勞務輸出。技術裝備輸出上，中煤能源和鄭煤集團已經向俄羅斯、土耳其、印度和澳大利亞等國家出口了先進的成套設備。在承包工程和勞務輸出方面，中國煤炭科工集團在烏茲別克斯坦等國家承包了煤礦、選煤廠、電廠等項目。

“目前來看，‘走出去’的案例有成功的也有失敗的。”吳立新介紹。

據了解，一家企業在蒙古國投資塔本陶勒蓋煤礦，在獲得政府同意并對外宣布取得該煤礦40%股權后不到2個月，蒙古國政局動蕩，駁回該企業資源開發協議草案，最終未實現該煤礦所有權的轉移，致使該企業蒙受了嚴重損失。還有一家企業，由于環保意識淡薄，在技術輸出中不熟悉目標國家的環保法律和監管體系，也遭受了一定經濟損失。

“我國企業在‘走出去’過程中積累了一定的國際化經營管理和人才隊伍建設的經驗，培養了國際化思維，總體實現了互利共贏。”吳立新總結說。

全產業鏈走出去

吳立新建議，煤炭企業“走出去”主要從以下幾個方面展開合作。

一是技術方面的合作。從勘探、開發到深加工的技術和裝備的合作。

二是資源開發布局的合作。通過資產并購、控股，獲得勘探權和開采權。

三是資本運營方面的合作。包括投融資和股權買賣的資本運營，實現資源優化配置，還有股權融合和業務合作。

四是貿易布局的合作。進入全球煤炭市場貿易的分工體系。

五是多元化布局的合作。從產業鏈來說，合作從綠色開發到清潔利用，全產業鏈一體化規模化相關企業一起“走出去”。

吳立新建議，“走出去”的企業，一是苦練內功，自身要有一定實力;二是國際化和本土化相結合;三是“走出去”應該是全產業鏈的。

“通過整個產業鏈條‘走出去’，保證了行業體系完整性。”吳立新說。

吳立新還建議，相關部門做好頂層設計，制定相應規劃，要加強指導，對主要區域的政治經濟法律環境等方面的風險，起到預報和預警的作用。同時制定促進與支持政策措施，完善配套政策，支持“走出去”的企業采用中國綠色指標體系和相關標準，高水平建設和設計。另外，企業要把國內科學產能先進理念移植到“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拓展綠色產能合作區間，帶動我們的技術裝備服務“走出去”，實現合作共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