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年來在全國各省可持續發展指數評估中，山西一直處在墊底的位置，這和山西經濟結構過度單一有關……”主持編撰《山西省可持續發展戰略研究報告》的專家組組長馬子清在接受記者采訪時開門見山地說。

    “全國范圍內，唯獨山西由官方出面搞過可持續發展戰略研究，因為山西上下都希望能盡快擺脫‘煤困’，但從短期和現實來看，只能在煤炭深加工上找突破口，再實現多元發展。”

    在“依靠煤而不依賴煤，興于煤而不困于煤”的轉型理念下，發展煤化工成了山西最現實的選擇。然而，這一產業經過醞釀、發酵，最終在山西演繹成了高燒，隨之而來的問題也層出不窮。

    “煤困”破題

    “山西煤化工的決心能定下來，多虧了前省長于幼軍在山西的幾年工作。”山西煤炭工業廳一位不愿具名的官員向記者說道。

    “關于山西能源轉型的提案早在1999年就被提出了，但以前山西主政者往往都是光說不做，直到于幼軍到山西后才開始真正動了起來。他到了山西，先是關非法煤窯，接著又搞兼并重組，最后把新型煤化工發展提到議事日程上。2009年王君省長推動的資源整合，以及現在省委書記袁純清搞的煤化工，都是于幼軍當時山西發展思路的繼續。”他說道。

    2005年于幼軍到山西走馬上任，并沒有像歷屆領導一樣先去考察省發改委和財政廳，而是在省煤炭工業廳蹲點考察。隨后在煤化工領域的發力，也得益于對山西尾大不掉“煤困”認識的深刻。

    盡管是山西提供給全國建設的重要能源資源，為山西帶來了財富，但同時長期過度無序開采和生產方式的分散落后，造成資源浪費、生態破壞、環境污染、地表沉陷、礦難頻發等一系列生態危機。

    根據山西環保部門的估算，山西一年因采煤所造成的生態損失就高達3000億元，如果僅僅是把煤炭簡單作為燃料出售，獲利根本無法補償生態所遭受的損失。

    除了無法估量的生態災難外，山西長期單一的煤炭經濟結構，也讓地方官員牢牢地被綁在了權重比最高的“煤炭利益鏈條”上，不是無法作為，就是不思進取，更甚至滋生腐敗。這一切也束縛住了山西民間的經濟活力。

    從2002年開始，國際油價一路飆升讓煤化工的競爭優勢越來越明顯，投資也變得越來越灼熱，煤化工產品價格也因此持續走高。

    盡管山西是富煤大省，守舊的觀念卻沒有讓其具備對煤炭行業未來發展趨勢作出判斷的敏銳嗅覺。直到2005年，第一輪煤化工熱潮席卷全國，山西省才被發展煤化工的浪潮驚醒了。

    于幼軍任山西省長之后，向山西省領導班子正式遞交了一份自己起草的山西未來能源轉型的發展報告，報告中提出了山西應確定以煤化工為發展主線的工業體系重建之路。

    “當時這份報告在領導層反響很大，省里一名退休的老領導甚至將這份報告轉交給了溫家寶總理，后來聽說溫總理很支持山西轉型，還將報告發送給幾個相關的部委領導傳閱。沒有于幼軍這份報告，后期高層也不會下這么大決心給山西政策來扶持能源轉型。”一位接近省政府的學者向記者透露道。

    在獲得高層的支持下的于幼軍毫無顧忌地否定了自己這一“盤子太小”的發展方案，投資金額隨即被增加到了870億元，投資近乎增加了十倍。于幼軍寄希望于此，打造山西煤化工“老大”的地位。

    但讓于幼軍沒有想到的是，兩年之后自己在山西的仕途突然中斷，讓他失去了主導山西向煤化工轉型的指揮棒。隨后煤化工在全國范圍內進一步灼熱，國家風向亦開始調整。

    從“煤化工沖動”到“綜改區”

    2006年和2010年，國家發改委對過熱發展的煤化工亮出了兩次紅牌。但政策的降溫并沒有澆滅地方政府在煤化工領域的投資熱情，各地項目邊審批邊建設。

    “發改委出臺的政策是應該分別對待的，在高油價的大背景下，政府不會一刀切地限制煤化工行業。就山西的情況來看，目前政府是鼓勵有能力的大集團發展綠色高效的精細煤化工，而不是高耗能、高污染的煤化工。中央對山西轉型還是很支持的。”接近山西省政府的人士向《能源》記者透露。

    據其透露，2009年習近平副主席在視察山西工作時，對山西經濟結構如何調整非常重視，在考察晉煤集團時就強調要多元發展，后來就要求山西做一個調查研究報告。報告遞交到中央后，引起了決策層包括胡錦濤總書記的重視，最終報告被批示后轉到了國家發改委。2010年山西“綜改區”能夠在不到一年內審批通過和高層支持密不可分。

    在他看來山西的煤化工沖動和“綜改區”本來就相生相伴。

    因為“綜改區”就是某種意義上的特區，在政策上享有改革的先行先試的試驗權。“先行先試”權體現在金融、土地、財稅、投資等多方面。就山西而言，煤化工產業作為煤炭工業可持續發展的重點，相比其他地方自然優先享受試驗權，更何況國家對煤化工本身就持考察觀望的態度。

    山西“綜改區”正式冠名后，煤炭化工發展策略再次轉向。

    在經歷金融危機波動后，盡管山西在2009年出臺了《山西省煤化工產業調整和振興規劃》，計劃依托山西現有幾個煤化工企業為龍頭，發展化工產業。但后來袁純清從陜西來晉主政以及“綜改區”出臺后，已有規劃就早已束之高閣了。

    “2009年出臺的規劃，現在早已經變得面目全非了。”陽煤集團一名負責人向《能源》記者說道，“原先規劃保留了山西幾個獨立的化工企業，現在已經全部劃撥到幾大集團（山西大煤企）手里了，我們托管了太化（太原化工集團公司）。”

    在這位負責人看來，原先山西獨立的化工企業，用煤用電都受制于市場，很多長期處于困難狀態。劃歸煤企后，不但有錢發展現代煤化工，更有資源上的優勢。

    盡管在山西范圍內，晉煤集團最早在化工領域發力，但陽煤集團卻因“天時”和“地利”之便，一舉超越晉煤集團成為山西煤化工實力最強的企業。

    在山西煤化工的勃勃雄心下，省屬五大集團都將紛紛成立化工局，在口號上都將“強化”作為煤炭之外最重要的發展路徑。在這一風潮下，山西在“十二五”規劃中計劃投資8000億元用于發展煤化工。

    一時間生態之憂，尤其是水資源之憂，成為困擾很多人的心頭隱憂。

    循環經濟的水瓶頸

    煤化工項目需要大量的水。不同的化工產品、不同技術水平用水量都各不相同，其中以最耗水的煤制油項目為例，直接液化每噸成品要耗水為7-9噸，間接液化為9-12噸。

    對于山西這樣一個全國最缺水的省份而言，飲水都成問題，而且持續的煤礦開采正在加速山西水資源惡化。這一背景下，發展煤化工似乎并不現實。

    就全國范圍內，除云南、貴州、東北等地外，所有煤炭資源大省的水資源都很匱乏。我國主要煤炭產地人均水資源占有量和單位國土面積水資源保有量僅為全國水平的1/10。

    山西希望通過煤化工產業支撐起的循環經濟，水資源這一“瓶頸”必須解決。盡管太化集團的全國污水處理示范裝置為解決水問題提供了一種思路，但由于山西境內大量化工園區主要是以煤化工初級產品（焦煤產品）為主，產業鏈較短，集中度差，還是被媒體詬病為“只循環，不經濟”。

    “目前山西正在焦化領域開展兼并重組，未來產能集中后能有效緩解目前很多問題和不足。全省各地的13個大的循環園區項目還在推進建設過程中，后期政府會推出一個市場準入標準，對各級政府和大集團負責人也要提出一個考核標準。有標準，有考核，就不怕下面不搞循環經濟了。”對此省政府知情人士向記者回應道。

    除了推進循環經濟園區建設外，面對“水瓶頸”，山西正在加緊建設全省范圍內的“大水網”。重新復出、現擔任國家南水北調辦副主任的于幼軍5月初重回山西視察工作時，依然不忘提醒山西同僚要加大山西水利工程的投資力度，其中深意或許正是他4年前就早為山西謀劃好的。

    無論“水瓶頸”是否真的卡脖子，山西已經決意要化工轉身了。

    轉身之后，山西還將面臨很多問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在民營經濟長期困頓下，僅僅依靠政府行為推動煤化工突進能否真能為山西帶來“多元化”的活力？在煤炭資源相對壟斷的市場中如魚得水的煤炭企業是否真能夠適應充分競爭的化工產品市場呢？

    這一切問題只有時間能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