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發展事關一個國家的政治、經濟、環境、國防等各個方面，是建設生態文明、實現創新驅動和“兩個一百年”戰略目標的重要保障。習近平總書記在提出能源革命時特別強調，“必須從國家發展和安全的戰略高度，審時度勢，借勢而為，找到順應能源大勢之道”。

“十三五”是我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決勝期、深化改革的攻堅期，必須清醒地認識到，當前的電力過剩要實現工業化目標，我國電力需求必然還要經歷一個顯著增長過程，而當前經濟增速放緩、電力供需寬松，正是能源產業“調結構、轉方式”的大好機會。

“立足國家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進行部署，防止局部利益互相掣肘和抵消”已是推進能源革命、深化能源產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當務之急。亟須從以下四方面凝聚共識，并建立強有力的執行機制。

1.科學確定可再生能源的開發順序：優先開發水電是“風光”大規模發展的重要基礎。

以G7為代表的發達國家均已確立“2050年電力全部可再生能源化”的戰略目標和實施路線圖。借鑒世界先進經驗，不能忽略一個最重要的事實：發達國家大力發展風電太陽能是建立在“優先和充分開發水能”基礎上。

為何“優先和充分開發水能”如此重要？一是風電太陽能和水能是絕好搭檔。前者的間歇性缺陷可通過水能彌補，變成穩定的優質能源。風電太陽能高速增長已導致我國電力系統當前電網調峰能力嚴重不足，而歐美國家充分開發的水能恰好成了風能太陽能大發展的超級蓄電池。二是水電水利是密不可分的整體。水電不僅僅是物美價廉的能源，更是人類解決水資源短缺、抵御洪旱災害無法替代的工程手段。水電開發程度也并不存在什么國際警戒線，發達國家的水電開發程度和人均庫容水平遠遠高于我國。

2.盡快建立可再生能源全國消納機制：簡政放權須確保國家戰略的有力實施。

我國資源分布同生產力發展格局嚴重不相匹配，尤需在國家層面上實現資源優化配置(西電東送、西氣東輸、南水北調等)，宏觀調控絕不是可有可無、可多可少的。

要打破省際壁壘、讓各級政府勇擔責任、增強大局意識，中央政府的權威和作用絕不能缺位。應借鑒解決黃河用水矛盾、三峽水電分配等重大事項的成功經驗，盡快實現可再生能源在全國范圍內的優化配置，避免有電沒有路、有路沒人要。

為此建議：一是盡快將水電納入《可再生能源配額考核辦法》。只有改變考核“指揮棒”才能使地方政府、國家電網和地方電網在解決嚴重棄水問題上形成共同責任和動力。二是盡快建立國家層面的可再生能源統籌管理機構。負責全國范圍內可再生電源、電網建設和市場消納的統籌規劃和實施，立足我國能源安全和電力結構調整大局，制定各類電源的中長期發展規劃。

　　3.高度重視西南水電開發對精準扶貧的意義：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抓手。

我們不僅要考慮7000萬貧困人口“2020年如期脫貧”，更要考慮“之后他們能持續走在生產致富道路上”。因此讓精準扶貧幫助貧困地區實現“自我造血”而不是長期依靠“國家輸血”，對減輕國家財政負擔和維護地方長治久安都非常重要。

目前西部地區已完成勘測、規劃和設計的水電站總裝機約1億多千瓦，均可在3年內開工建設，工程直接投資約2萬億元，可拉動投資4萬億元以上，這對西部脫貧乃至我國整個經濟實現“創新驅動”都意義重大：一是給當地創造約500億元/年的稅收，極大改善西部地區基礎設施條件；二是可提供500多萬人就業機會，消化產能嚴重過剩的鋼材水泥等；三是可增加1000多億立方米水庫庫容，顯著提高我國防洪抗旱、保障用水和糧食安全的能力；四是可借鑒“瀾湄合作”成功經驗，讓西部地區成為“一帶一路”戰略的重要支撐。大型水電站工程建設需10年左右時間，建議中央及早謀劃布局，選擇一批體現國家戰略意圖的重大工程項目攻關。

　　4.盡早謀劃火電和煤炭行業的轉型出路：結構性改革不能因為有陣痛就止步。

我國目前僅投運和在建的煤電已高達12億千瓦，有研究表明，即使從現在開始煤電零增長，也不會影響中國2030年經濟強勁增長情景下的電力需求。

無論從控制霧霾污染、減少投資浪費哪方面來說，都必須嚴格控制“十三五”期間再新增煤電項目，否則2020年能源結構性失衡將更嚴重。嚴控新增煤電項目的同時，須盡早謀劃火電和煤炭行業的創新發展出路。

值得注意的是，因為煤電廠已知的環境污染物至少幾十種、不可能完全治理，最高效的煤電技術對二氧化碳減排貢獻也是杯水車薪，歐美國家正在取消對煤電的政府補貼。

我國當前正將大量財政補貼給煤電行業，在脫硫脫硝改造已享受環保電價后，還要斥資上千億推廣超低排放。且不說煤電廠騙補事情時有發生，即使真按要求做了，也只是個別污染物指標達標，不能因此就將煤電視為清潔能源。既然有從根本上治理霧霾等環境污染且成本更低的能源解決方案，不能舍本求末、讓劣幣驅良幣。

（本文作者王亦楠，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

（2017年第8期《中國經濟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