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能源是關系國計民生的基礎性行業(yè)，涉及煤炭、油氣、電力、電網等多個領域。各領域既有一定程度的互補關系，又有相當程度的替代關系。例如，煤改電、煤改氣之間，煤制油和石油開采間。如果任由各行業(yè)在自己的“一畝三分地”里“打小算盤”，就難以發(fā)揮各能源品類間的互補優(yōu)勢，反倒更容易引發(fā)行業(yè)間的矛盾沖突，整個能源領域也就沒法“算大賬”，這對全行業(yè)、全社會來講，都是巨大的損失。在劉中民看來，這是當前我國能源體系面臨的凸出問題，需要凝聚各方力量予以解決。

　　中國能源報：煤炭是我國能源的主力，您對推進煤炭清潔高效利用有何建議？

　　劉中民：就整個社會的能源供應來講，其他能源暫時無法承擔“主力軍”的重任，必須用煤炭。既然要用煤炭，就要想辦法讓它低碳化、清潔化，這是現實要求。

但要真正推進煤炭清潔高效利用很難，應將其放在整個能源大框架下思考，如果只是從煤炭看煤炭，即使氧化硫、氧化氮等污染物一點都不排放，單就二氧化碳排放來講，煤炭或許很難實現清潔高效利用。

　　中國能源報：您如何看待煤炭的碳排放問題？

　　劉中民：應站在整個能源的大格局下來考慮碳排放。當前，化石能源還是我國能源消費的主體，但世界能源結構調整的大趨勢是向清潔低碳的方向發(fā)展，這也是我們國家能源結構調整趨勢。目前我們的能源結構面臨著內外因素的約束——對內有大氣污染治理的要求，對外有《巴黎氣候協定》的約束。

中國能源報：煤炭的碳排放約束何時能解決？

　　劉中民：我們對《巴黎氣候協定》的承諾是有時間限制的，2030年碳排放總量要達峰，這是按GDP來考慮的，包括了經濟結構調整、第三產業(yè)的增加等因素。所以，碳減排是全社會的事，是與整個能源系統效率提高對應的，不只是某一個地方的任務，同時，碳減排也不是絕對不讓排放。

因為非化石能源幾乎不排放二氧化碳，所以非化石能源比重越大，二氧化碳排放就越少。2017年4月，國家發(fā)改委和國家能源局印發(fā)《能源生產和消費革命戰(zhàn)略(2016—2030)》，提出非化石能源消費比重要由2020年的15%提升至2030年的20%，到2050年則要進一步提升至50%。但我認為由2030年的20%跨越到2050年的50%比較困難。現在是技術積累期，不做好鋪墊，2050年的目標就只能是個想象而已。

　　中國能源報：如何更好推進我國能源結構轉型？

　　劉中民：當前我國能源領域板塊化、條塊化分割比較嚴重。比如，石油公司、天然氣公司、煤炭公司、發(fā)電公司、可再生能源和生物質能源公司等都在做能源工作，但公司之間分割得厲害。以油氣為例，如果我們說缺乏油氣，勘探采油的人就“和你急”，認為每年探明的油氣挺多，但事實上我們的石油已經有70%左右是依靠進口了。

煤炭同樣如此。做煤的都說自己重要，但實際上二氧化碳排放是繞不開的問題。煤炭在一些地方的應用實際更靈活一些，但采煤的不管發(fā)電，發(fā)電的不管上網，上網的不管可再生能源上網，各種能源之間存在壁壘。

　　中國能源報：如何打破這種壁壘？

　　劉中民：需要加強頂層設計，用科技創(chuàng)新促進我們能源結構的調整，構建新的能源體系。

一是需要政策層面加強頂層設計。任何能源公司或分析機構來做這種頂層設計都很難，因為存在局部利益。所以，需要國家更高層面來打破部門之間的利益關系。只有頂層設計才更有可能形成能源體系，形成一個整體。

二是需要技術上實現突破。例如，我們不能一味地說電網不讓可再生能源發(fā)電上網就不對，因為風電、光伏等可再生能源發(fā)電小時數本來就不高，主干電網的火電還有余富，為什么非要讓成本高的可再生能源電上網呢?但成本高的可再生能源發(fā)電，因為不排放二氧化碳，在道義層面上就站得很高。價格高、道義點高，自然要求補貼。所以各有各的道理。

根據我們的能源稟賦，有極大利用靈活度的只有煤炭。石油和天然氣高度依賴進口。所以要協調煤化工和石油化工之間的關系，化解其沖突，因為他們本來就都是滿足社會需求的，目標是一致的，在總量缺乏的情況下不要強化局部沖突，特別是不要重復投資，不要因為一個煤化工起來了就把一個煉油廠擊垮了。

　　中國能源報：在煤化工領域，目前煤制氣經濟性很差，您如何看待這一現象？

　　劉中民：煤制天然氣牽涉到二氧化碳排放，經濟性、能量效率、耗水量等都需要慎重論證，總體上不具備全國性推廣意義，但對于保障西氣東輸的氣源供應安全是有用的，特別是在富煤地區(qū)。考慮到國際關系、地緣政治等因素，為保障我國天然氣安全，應發(fā)展煤制氣，但這更適宜于在管道沿線特別是方便進管線的地區(qū)、煤炭資源和水資源豐富的地方，但這并不意味著就要放開做，不宜安排太多煤制氣項目，否則就容易出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