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緣性政治沖突推動國際油價走高，通脹壓力攀升，部分亞洲經濟體可能被迫采取更加激進的貨幣緊縮政策

    北非和中東動蕩的政治局勢將油價推升至2008年以來的新高，方顯復蘇勢頭的全球經濟再度面臨嚴峻考驗。

    盡管面臨著國際制裁以及國內反對派的持續沖突，利比亞領導人卡扎菲依然保持其強硬態度，并無絲毫妥協跡象。3月1日，美軍派遣的兩艘軍艦和400名海軍陸戰隊員前往利比亞附近海域，這使觀察家擔憂中東政治動亂局勢將會升級。當天，紐約商品交易所4月交貨的輕質原油期貨價格上漲2.66美元，收于每桶99.63美元，漲幅達到2.74％，是2008年9月以來的最高收盤價。

    美國三大股指亦全線下跌，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日內跌幅達1.38%。此后3月2日亞洲市場開盤，主要市場股指也均尾隨美盤跳水，日經指數收于盤中低點10492.38點，跌幅達到2.43%，創下去年8月以來最大單日跌幅。

    雖然全球需求恢復尚未完全確立，原油產能和庫存也仍可提供有效緩沖，但短期內地緣性政治沖突加劇仍然推動原油價格飆升，甚至可能帶動農產品價格也“齊頭并進”，給本就脆弱的全球經濟帶來更加沉重的負擔。

    利比亞石油產量僅占全世界石油產量的2%，無論是出口量，還是已探明石油儲量，利比亞在全球石油生產環節的重要性并不算高。但由于其出口方向大部分針對歐洲，且利比亞政治動亂折射出中東諸國面臨的普遍問題——盡管這些國家受益于石油美元收入，人均收入高，但貧富差距異常之大，隨著天氣因素引發農產品價格暴漲，貧困群體生活異常困窘，由此引發的社會矛盾很可能向利比亞相鄰國家蔓延。

    正因為這樣，未來油價的走勢，或將取決于利比亞國內政治騷動何時能緩解，或是政治亂局是否將蔓延至中東其他國家。

    中金公司日前在一份報告中指出，目前原油近每桶100美元的價格已經完全反映了利比亞等中東國家產量下降的影響。而如果更壞的情景發生，比如利比亞完全停止出口，到2011年年末，原油價格可能會躥高至每桶145美元。一旦政治騷亂蔓延到歐佩克核心國家，比如沙特阿拉伯，年末油價甚至可能超過每桶150美元。

    更為悲觀者，如美國標準普爾公司則認為，如果中東政治局勢持續動蕩，油價很可能會超過2008年每桶148美元的最高點，甚至可能達到200美元的歷史高位。

    油價高企對全球經濟復蘇的負面影響顯而易見。國際能源署首席經濟學家比羅爾（Fatih Birol）日前稱，利比亞騷亂讓油價保持在高位運行，這使歐洲今年原油進口費用可能比2008年油價躍升至每桶148美元時還要高。如果今年平均油價達到每桶100美元，歐盟將不得不在原油進口方面支出3750億美元，這將高于2008年的3690億美元，因為當年雖然出現過峰值，但平均價格并沒有這么高。這將損害歐洲本就脆弱經濟復蘇進程。

    國際能源署（IEA）的數據顯示，利比亞2010年對OECD國家原油出口量日均120萬桶，這大約占OECD國家進口量的5.1%。歐洲地區更是利比亞原油的進口“大戶”。從具體國家來看，奧地利、愛爾蘭、意大利三國從利比亞進口原油占比超過20%，法國、希臘、葡萄牙、西班牙、瑞士五國進口占比在10%到20%之間。正因為此，在利比亞政治局勢惡化的初期，歐盟更希望通過溫和手段解決問題。

    利比亞政治動亂以來，盡管黃金和原油價格不斷飆升，但以往以避險貨幣身份出現的美元卻表現平平。有分析人士指出，通脹預期攀升，特別是在利比亞原油出口中占據重要份額的歐盟國家通脹壓力攀升，很可能令歐元區先于美國啟動加息進程，正因為此，歐元近期表現才會強于美元。

    高盛歐洲經濟學家德克·舒馬赫認為，國際油價在短期內飆升，市場對地緣性政治事件的反應可能有些過度。目前油價上漲對歐洲經濟的潛在影響仍較為溫和，應足以使得歐洲央行等到夏天過后再做政策調整。

    “不過，歐洲央行也展示出在經濟受影響前采取行動的能力。部分‘鷹派’立場的歐洲央行委員近期公開警告當前通脹所面臨的上行風險。從這點來看，歐洲央行提前采取行動的風險已經明顯上升。”舒馬赫稱。

    和歐洲一樣，美國同樣面臨著來自通脹的潛在威脅。盡管美聯儲啟動了QE II，其內部對通脹的擔心一直沒有消除過。在最近的幾次議息會議中這種擔心愈發顯著。如油價持續走高，美國經濟也難獨善其身。

    此前，《華爾街日報》曾對數十位經濟學家進行調查，結果顯示，當國際油價價格突破每桶127美元后，美國經濟將受到拖累。

    “如果油價躥升到115美元，（美國）經濟就會受到影響了。”在富國證券（Wells Fargo Securities）高級經濟學家馬克·維特納看來，如果油價上漲到這一區間，實際稅后收入將下降0.6個百分點，由此減少消費者支出，最終反饋到經濟增速上，可能將影響GDP 0.3個百分點。

    “屆時，不僅油價上漲侵蝕消費者收入，增加出行和交通成本。而且也將直接或間接反映在食品部門。”維特納稱，如果在二季度出行高峰期到來之際，國際油價仍保持在當前區間的話，二季度的GDP甚至可能被拖累拉低1個百分點。

    和歐美相比，亞洲經濟體在油價上漲的過程中承受的痛苦可能會更大。

    在野村證券亞洲首席經濟學家蘇博文看來，如果僅從出口來看，中東和北非政治騷動所帶來的影響并不明顯。因為絕大多數亞洲經濟體對中東和北非出口占出口總額的比例僅在5%到6%之間。相比之下，油價以及可能出現的食品部門價格上漲，對亞洲經濟體的損害更大。

    在他看來，食物價格對油價的敏感性較高，隨著越來越多地依靠肥料、灌溉系統、冷藏儲存和運輸，農業生產的能源密集度有所提高。而且更高的油價也鼓勵農民放棄糧食生產，轉去生產可以制造生物燃料的玉米、大豆、甘蔗、棕櫚油和乙醇。

    另外，鑒于中東北非日益蔓延的社會騷亂在一定程度上是食品高價格引發的，全球各地的政府現在都更有動力要控制食品價格、提供糧食補貼、限制貿易和打擊囤貨來保障低收入人群。這些行動可能具有政治意義，但卻妨礙了市場向農業生產者發出正確價格信號的能力，讓農民不愿意增加產量，反而加劇了全球的供求失衡問題。

    由于食品和能源在亞洲國家CPI構成中占比較大，一旦食品和能源價格過快上漲，盡管這種上漲更多是由于供給沖擊所致，仍可能劇烈反映在CPI數據上。兼之通脹預期和工資都呈現上揚趨勢，部分亞洲央行可能被迫在經濟尚未徹底企穩之時，就采取更加激烈的加息政策。

    蘇博文指出，對那些亞洲的低收入國家，比如菲律賓、印度尼西亞、印度和越南。由于食品占據CPI籃子的比重較大，大宗商品價格持續上漲所帶來的負面影響更加明顯。

    特別對印度和菲律賓這兩個國家，由于兩國海外勞動者匯款中至少有30%來自中東北非，政治動亂可能給海外匯款帶來巨大的不確定性。相比其他亞洲國家，其所面臨的風險將會更加明顯。